他,拄着拐杖拼成香港最有权势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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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什么苦啊?你不知道我们当年是怎么辛苦的。

作 者丨华商韬略出品人 毕亚军

香港主权回归之前,媒体和坊间一直有个说法:赛马会主席、汇丰大班和港督,是香港最有权势的3个人。因为他们分别掌控着香港的就业税收、民间财富,以及政府公权。郑海泉虽然是在香港回归之后才成为汇丰大班,但他能够成为百年汇丰的首位华人主席,依然是创造了奇迹。8月28日,这位奇迹先生走了,也带走了一个时代。

【拄拐杖的大班】

相比百年汇丰首位华人大班,郑海泉更传奇的是,他也是汇丰历史上一位拐杖大班,出身最穷苦的大班,直到去世之前,他都需要拐杖才能正常出行。

郑海泉的出身有多苦呢?在他年少时,一家人住在不到10平,只够放一张床的房子,父母睡上铺,他们兄弟四人睡在下铺,夏天闷得受不了,就常常睡在大街。

更苦的是,他在出生后6个月左右就得了小儿麻痹症,摆水果摊谋生的父母荡尽家产,也没能治好他的病。

郑海泉在2007年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说,这样的逆境也曾让少时的他自卑,但最终成了他要比任何人都努力读书的动力。

“父母不但要承担我那条腿的压力,还担心我将来找不到工作,所以拼命送我读书,而我也渐渐明白,家境不好,身体也不好,的出路就只有努力念书。

郑海泉后来经常讲一句话勉励他人,“当神把门关起来,他一定有一个窗打开给你。”这也应证在他自己身上,他的头脑一直好使,中学毕业后,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中文大学。

更难得的是,即便行动不便,郑海泉也在学习之余,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,并且热衷公益,而且,他学的也是社会科学。这给了他戏剧般的命运转折。

首先是挫折,本科毕业后,本来是要希望继续读硕士的,但看了不少内地书本的他,却因为面试时讲了“为人民服务”,而被认为是“左派”,所以落选了。

然后是因祸得福。

落选之后,郑海泉到香港福利机构盲人辅导会做义工,碰到一位从新西兰到香港的同龄人,他不懂中文还失明,郑母知道后,让郑海泉将他接回了自己家生活。

虽然郑家的居住条件稍微好了一点,但也只有30来平的面积,而他们竟让这个新西兰朋友免费吃喝居住了半年时间。当这位朋友离开时,他给了郑海泉一个巨大福报。

【转道学经济】

“他问我,你将来打算怎么样?”

郑海泉说自己是念社会科学的,除了继续做点义工,找点机会,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

然后,这位朋友给了郑海泉一个改变命运的建议:“他说为什么你不来新西兰呢?你可以住到我家里,那边念大学差不多是免费的,你安顿下来后,还可以找工作,边工边读。“

郑海泉介绍说,考虑到当时新西兰也是英联邦,英联邦获得的学位香港也是承认的,再加上这位朋友给他解决了后顾之忧,也给了他勇气,所以他打定主意,去了新西兰。

虽然有朋友关照,郑海泉在新西兰还是吃够了苦头。

从香港到新西兰时,他口袋里只有60美元,交完学费后,已几乎口袋空空。于是,到新西兰的第三天,他开始找工作,找了一圈,最后只有一个去餐馆洗碗的机会。

“每天要做6个小时,每小时一块五毛钱,6个小时里还得一直站着。”

腿有残疾的郑海泉,干了这份工作将近半年。但他自己一直不觉得这有多苦,相反还从中感受到很多温暖,比如,当他晚上下班后,公车司机常常会把他送到家门口后再回去。

1978年,郑海泉顺利地从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经济系毕业,并拿到了硕士学位。

之后,他回到香港,加入了汇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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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地遇见了新西兰朋友,然后又意外地到新西兰留学,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做义工才发生的。这让郑海泉在后来始终有一个信念:善待每一个人,珍惜每一个时刻。

“人生就是好多个巧合,一件事情就能把你的人生改变了。如果我不认识那个新西兰朋友,我以后几十年的生活可能完全不同。”

郑海泉说,这让他感到——“我每见一个人都对我很重要,每一件事也很重要,哪怕一个偶然,将来也许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,这是我做人的一种看法吧。”

【知识改变命运】

郑海泉一进汇丰就到了银行总部财务部,从事风险分析的工作。

这个工作在一些人看来比较空,一个小职员天天关心风险,这是把心操得太大了。但郑海泉不因自己位置低就觉得这些事情虚无,所以干得的很认真,废寝忘食的从中学习。

这种认真,不但让他快速拓展了眼界和格局,也同时快速提升了专业能力。不久,郑海泉就被转到策略部工作,继续操大心,负责参与汇丰发展的策略制定与落实。

到1986年,进入汇丰的第八个年头,郑海泉已经是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研究员,并且一到新岗位,就做了一件大事:成功预测了1987年的股灾。

郑海泉和同事们分析后认为,香港楼市和股市都已存在较大泡沫,并且撰写了报告《信贷迅速膨胀——值得关注》,发表在当年10月16日的《汇丰经济月报》。

报告发表的第三天,1987年10月19日,恒生指数狂泄11.3%,并在第二周周一(10月26日)再次单日大跌33%,而提前看到报告的汇丰高层则安排旗下券商沽空赚了一大笔。

这也让汇丰高层对郑海泉更加注意。

“对我的地位有点提升,高层就觉得郑海泉这个人不错啊,有点想法,是可以用的,所以一直有机会就交给我,你干这个,你干那个,就这样子,这就是我的机遇。”郑海泉说。

【创华人记录】

1989年,港英政府成立了一个叫做“中央政策组”的机构,从私人组织中寻找人才做政策研究,更开放和多元地去研究香港的发展,包括研讨香港的政策问题。

有过政策研究经历,同时还是首席经济研究员的郑海泉被安排到这个组,从而也进入港英政府工作,一直到1991年。

“一个政策的实施,不能仅仅考虑这个政策是不是正确,是不是好的,还要考虑它一旦实施,是不是能够得到社会的接受,社会如果不能接受,你就不能推出来”。

郑海泉说,这对他后来做管理起到了很大帮助。

从“中央政策组”回到汇丰后,郑海泉又得到一份和过去不同的工作,做汇丰的财务总监。坐上这个位置之后,郑海泉开始在汇丰不断创纪录。

汇丰诞生于中国香港,是香港的发钞银行,发迹于上海乃至中国,此后也一直与中国关系紧密,但在长达百年的历史上,却鲜少有华人进入其管理高层。

1995年,历史被改变了,郑海泉出任了汇丰集团总经理、执行董事,成为位在汇丰集团任此高职的华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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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,郑海泉出任恒生银行的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。

恒生银行原本是香港一家非常成功的华资银行,后来因为财务危机被汇丰并购成为其主要成员。郑海泉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工作安排,但却因为赶上金融危机,一干就是7年多。

这7年,也让郑海泉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银行家,并且成功改造了恒生银行。

当时,恒生的主要收入还来自于传统的贷款利息,郑海泉认为这是不可靠的。“只有一个主要收入来源,抗风险能力是非常脆弱的,而且发展空间也有限。”

郑海泉上任后,则果断将业务转向财富管理、贸易融资、企业贷款等方向上,并且加强了服务中小型企业和内地业务的战略,而且,每个业务他都身先士卒,冲在最前线。

虽然腿有残疾,郑海泉却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。工作日,他每天都在奔跑中度过,跑来跑去见同事、见客户、见学者、官员。“我们是服务行业,始终是服务员。”

最终,在郑海泉任职的7年里,恒生银行总报酬率是同期恒生指数成分股的近3倍。而且,恒生银行还成为了首批在内地设立分行的外资银行之一。

2005年,郑海泉再创纪录,成为汇丰银行亚太主席,也是汇丰的首位华人大班,管理汇丰中国、日本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印度、非洲等20多个和地区的业务。

2008年,郑海泉还更进一步,成为汇丰银行母公司汇控集团的执行董事。

这期间,鉴于汇丰在香港的特殊地位,以及郑海泉在汇丰的地位,《南华早报》还曾将他与李嘉诚并称为——“香港金融界最富权势者。”

【不做独裁者】

郑海泉深信,一个企业的成功应来源于整个团队的合作。

他总是在自己努力工作的同时,努力带领大家一起拼搏向上。成为汇丰亚太主席后,除了重大业务策略,他最努力投入的工作就是让大家一起努力,这是他成功的重要法宝。

这也是他当年在“中央政策组”工作时学到的经验。

他说:“推行计划时一定要把队伍带上,让他们充分理解、接受后再去做。这是我学到的更好经验,就是你不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,自己想清楚就好了,一定要你的队伍支持你。”

严谨、廉洁、自律是郑海泉对自己及所有员工的更大要求。

在恒生期间,曾有一个高层管理者将自己买的鲍放进公司冰箱,郑海泉觉得这会助长员工公器私用的习惯,于是一声令下,将所有的物品全部拿走。

他的较真态度,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。比如,他在寄送信件的时候,都是严格地将公司信件和私人信件分开,并特意叮嘱秘书,私人的信件一定要自己支付费用。

他说,做管理最重要的两点:一是管好自己,以身作则,不能自己做一套,却让别人做一套;二是保持一致性,实行一项政策时,只有做到从一而终,才能取得下属的信任。

郑海泉也是推崇人性化的管理者。

上任汇丰主席的第二年,他就将汇丰香港员工的工作日由5天半减到5天,让大家“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生活,不要老是工作。”

去分行视察,他会跟每位员工一一握手,无论对方是主管或普通员工,有时赶上员工刚好外出,他还会专门回来再见一次,到海外考察,经常一一接见上千名职员。

对来访的客人,郑海泉也是这样。

在汇丰挂着历届主席像的气派的大堂中,经常会看到行走不便的郑海泉,拄着手杖迎来送往,站在大门前等客户到来,从办公室送客户下楼、上车。

【更好的时代】

郑海泉任职汇丰亚太主席,也对汇丰在中国的发展产生更积极作用。

2007年4月2日,汇丰在中国内地正式注册了汇丰银行(中国)有限公司,成为本地法人银行。当年12月,汇丰还开设了中国外资村镇银行——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。

在本地法人银行的新身份下,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实现了快速发展。

在郑海泉上任亚太主席的2005年,汇丰银行更再度购入中国平安9.91%的股权,总计持有中国平安总股本的19.9%,成为其大股东。

除了业务发展,郑海泉任内,还推动汇丰在中国做了一件事:捐赠1.5亿元人民币,支持北大建设世界商学院,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因此更名为“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”。

这项捐赠也在当时创造了多个纪录:国内单项教育捐款额更大,汇丰基金单项捐款额最多,汇丰次准许另外一个机构使用其名称。

2009年9月25日,61岁的郑海泉卸任了汇丰亚太区主席职务,但仍担任执行董事、汇丰中国董事长兼汇丰台湾区主席,并最终于2011年彻底从汇丰退休。

郑海泉去世后,香港特首李家超、长江实业主席李泽钜等政商均对外表示了哀悼。香港媒体也评价他,活出了穷小子发奋向上且出人头地的励志传奇。

香港特首李家超

得知郑海泉去世的消息,我首先想到的也是他的励志故事,尤其是他如何克服苦难。

他曾说自己压力大的时候,就会看各种名人传记,看长征、革命史。而且,他在大学时就看了很多这样的书。“我也知道这些不会百分之百真实,但每个人的确都有苦的一面啊。”

刚参加工作时,郑海泉曾和一位香港企业家聊天。言谈中,他也是讲起工作的辛苦,钱不多,还要养家庭,难啊。“后来他说,你有什么苦啊?你不知道我们当年(日本侵华时),头上有飞机,脚下有地雷,路上有刺刀,那是怎么辛苦的。

郑海泉说,这句话他听过之后再没忘记,每到关键时刻就会鼓舞他。

如今回头看,2005到2009,郑海泉任职汇丰亚太主席的那几年,见证了2008北京奥运“同一个世界,同一个梦想”的那几年,也堪称汇丰最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更好时代。

在这之前,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有限;在这之后,越来越多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,汇丰曾经的独特优势也渐渐不在了;华为事件后,汇丰在中国大众中的形象更是跌入冰点。

甚至有人认为,中国因素本身就是郑海泉成为汇丰首位华人大班的原因:他是在时代大变化中,因缘际会,被选中,进而有了——

一个人的命运,要看个人奋斗,更要看历史进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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